我国《献血法》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有“血头”组织卖血者假扮患者家属，低价采血再高价卖出，从中获取不义之财，让“互助献血”变成了有偿交易。
在群中搜索关键词“北京”、“有偿献血”，记者随机加入几个“北京有偿献血”群，群里不时地弹出“日结400cc----600大洋，保证安全，正规医院！……”之类的信息。记者以卖血者的名义，拨打了其中一个电话。
血头说：“你直接过来吧，我这每天二三十张单子，我不可能坑你，坑你我就没法干了。咱是救人。如果说世界上没有互助献血，得了血液病的患者会死的早一些。全血650，血小板是600块。”
短信告知“血头”血型和姓名后，第二天早晨8点左右，记者按约定来到位于海淀区一家医院。期间，“血头”多次打来电话催促。
在医院输血科门口，玻璃上的醒目位置标注着：严厉打击非法买卖血液。一名身穿黑色羽绒服“血头”正在派发互助献血登记表，与其一起的还有另外几名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血头”。他们身边，聚拢着十几名卖血者。
另一名“血头”则负责在输血科窗口，帮助卖血者填写互助献血申请书。
血头在申请书上代写血液需求病人的姓名、住院号、身份证号，而卖血者只需要签上自己的姓名以及电话号码即可。输血科窗口的玻璃上张贴着“亲友互助献血注意事项”，其中明确标示着：血液中心一旦发现有血液买卖现象，将立即停止该患者采供血。
但是，从上午8点到10点，2个小时的时间里，陆续有血液需求病人的家属，将互助献血申请书交给血头代办。医院输血科的医护人员并没有任何核查，听起来，好像还与血头认识。
血头：“我把单子给你，马兆波合格了，吴一凡的划了吧，马兆波昨天没献上。”
医护人员：“今天献上了？”
血头：“嗯。”
蹊跷的是，就在上午9点，一名病人家属带人前来互助献血，却被医护人员要求，必须要家属本人到场。
两个小时，一共有10多名卖血者成功办理互助献血申请书，随后搭乘公交车前往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献血。
离开医院后的下午，记者以朋友生病需要用血为由，电话联系上其中一名血头。刚开始，这名血头显得很谨慎，让等一分钟。随后，一名女子打了过来。
女血头说：“你不是要血吗？那边不好做，在马甸做呢。买是能买到，这边有的是人。说好了400cc2000块钱，这个价钱没多收。”
打着“互助献血”的名义，六百元左右买进，两三千块钱卖出，如果这不是搞非法卖血，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这种行为。记者在北京多地走访发现，血站、医院附近，都有“血头”身影，有的甚至长期蹲守在医院门口，坐等上钩者。买卖血液，从线上到线下，已经形成地下买卖链条。
通过暗访，一条以“互助献血”为掩护的血液非法买卖地下链条，逐渐呈现出来。有人负责与需要血液的病人联系，有人负责发布广告，有人负责在医院等待，有人负责领取献血互助单。每个“血头”负责一部分工作，“血头”往往能从中牟取高额差价。黑链条分工明确、隐蔽性强。
北京某三甲医院输血科的工作人员表示，缺血已经成为医院常态，患者买血，医生也很难干预。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互助献血比例为6%左右，虽然比例不高，但是基数庞大。面对公共血库无血可用，互助献血“亲友”的概念难以界定，当患者找不到人互助，就只能花钱找“血头”介绍血源。
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事实上，有“血头”通过互助献血卖血牟利已经不是秘密，有关部门一直在打击。但是，打击起来难度很大。“一些血头游走在法律边缘。一般自己等一个星期给血。血头钻法律空档，不好控制。在打击非法采供血，但是取证很困难，因为没有现钱交易。很多家属息事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证明收了钱。因为社会成员可以互助献血，背后有什么东西很难拿到证据。”
而对于这些“血头”，患者家属的感情也很复杂，有愤怒的成分，也有感激的因素。一方面，在医院治疗本来就是花钱如流水，却还要额外多花一笔买血钱；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些血头，或许花钱也找不到血源。患者家属谢女士表示，“一方愿打、一方愿挨，一方面缺血、一方面缺钱，很无奈。”
专家表示，对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由于外地来看病的病人多，用血量增加，血液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导致一些不法分子组织血液买卖从中赚取差价。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可达表示，要杜绝血液买卖交易的存在，除了号召更多的人参加无偿献血，也可以通过整合相关用血信息，在一定区域内把血源调配得更加合理。“供血角度说，更多人献血，血资源更充足。现在大数据这么便利，建立医疗信息、医疗资源的大数据平台应该不是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