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床位紧，照料孩子难，产假时间短，全面两孩时代遭遇多重考验。 新华网 图
全面两孩政策与猴年抢生潮叠加，生育高峰或将到来。
12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北京市有近130家的妇幼和助产机构，每年能接收的产妇在26万人左右，2016年全年分娩量预计超30万，挑战非常大。
北京市的全年分娩量预计超过30万
近日，记者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看到，孕妇建档已排至明年7月，这意味着7月以前的产床已排满，没有建上档的孕妇很难在该医院生产。实际上，在一线大城市里，大医院产科“一床难求”现象已不少见。
“也有一些符合政策生二孩的，但增长比较平稳。建档难主要与大家希望生个‘猴宝宝’有关，这已经成为我们产科的规律。”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范玲解释，产科向来床位紧张，200张床位利用率基本在120%以上，按照科学床位比来看，医生、护士人手也显得不足，缺口约1/3。
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9000万人群，大部分在城市居住，如果这部分人近几年内集中释放生育压力，势必造成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妇产科资源紧张的局面。全面两孩遭遇“猴宝宝”建档难，成为应对生育高峰的首轮压力。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指出，全面二孩政策落实后，国家妇幼资源建设能力特别是优质妇幼助产机构的资源在满足群众需求方面还有差距。加上大量的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城市生育，全面两孩目标人群中的农村或中小城市一些家庭选择到大中城市分娩，增加了产科床位紧张度。他举例称，北京市有将近130家的妇幼和助产机构，每年能接收的产妇在26万人左右，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目前北京市的月建档量超过3万，全年分娩量预计超过30万，挑战非常大。这种状况在其他一线大城市也显现了。
范玲认为，产床紧张是结构性的、相对的，很多民营医院、一级医院的产科床位住不满，需要建立分级转诊机制，分流部分孕妇到民营和一级医疗机构产检，减轻大医院的就诊压力。杨文庄指出，国家将加大社会投入，加强分级诊疗和基层培训，引导群众合理地选择助产服务机构。
优质助产资源紧张，优质的儿科资源配置也面临挑战。据统计，目前我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缺口约20万人，每千名0—14岁儿童匹配的儿科医生不到1人，离国际通行标准较远。
谁来帮忙照料二孩
目前3岁以下的托幼服务极度欠缺，主要靠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照料，或是妇女本人全职照料。一些家庭因为无人照顾孩子，母亲辞职回家当了全职妈妈。
北京市顺义区杨女士今年生了二孩，发现自己更加离不开老人了，大孩子需要老人接送上幼儿园，二孩需要老人帮着照料。生二孩的时候杨女士已经33岁，每天得起夜照顾二孩，睡眠特别不好，觉得比生大孩的时候更辛苦难熬，精力更难恢复。产假只有3个多月，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就开始每天奔波。今年请的月嫂价格已过万，育儿嫂每月也要六七千元，老人嫌贵不让请育儿嫂，照顾二孩的任务就落在老人身上。碰上老人生病，杨女士就头大，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幼儿，几近崩溃。
谁能帮忙照料孩子？因为要母乳喂养，谁也代替不了。在我国，孩子的日间照料基本以家庭为主，如果母亲上班，孩子会交由老人或是保姆照料，工作场所或是社区的托幼服务几乎是没有的。
“中国目前3岁以下的托幼服务极度欠缺，主要靠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照料，或是妇女本人全职照料。这种情况急需改变。事实上，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不少年轻夫妇虽有意愿，但并未付诸行动。调查发现，忧虑没人帮忙照料婴儿是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年轻妇女反映，好不容易熬过照顾幼儿的三年了，一想又要‘折腾’三年，实在没有勇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说。
一些家庭因为无人照顾孩子，母亲辞职回家当了全职妈妈。2011年，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被访者的3岁以下孩子基本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其中，母亲承担日间主要照顾责任的比例为63.2%。城镇25—34岁有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在职率为72%，比同年龄组没有年幼子女的女性低10.9个百分点。
在就业中，全面二孩的到来，让更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女性时多了一条不录用的理由，势必造成新的就业歧视。郑真真说：“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有的调查发现该比例已达到35%。如果妇女生育期的就业不能得到保障，很有可能在生育政策放宽之后，会损失更多妇女劳动力，尤其是城镇中的高质量劳动力，不利于充分挖掘劳动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指出全面二孩对女性有不利影响。“比如不想生育或不想生育二孩的已婚女性，将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更大舆论压力；希望生育二孩的已婚女性，工作和家务间平衡的困难将加大；由于女性在生育上花费的时间更长，有可能加剧女性的就业困难。”
哺乳期妈妈遇尴尬
绝大多数工作场所没有哺乳室，这与提倡母乳喂养是矛盾的，既不利于婴儿的健康成长，也不利于高龄产妇的身体恢复
近日，一幅年轻母亲在地铁哺乳幼儿的照片引起网民热烈讨论，有人认为这样不文明。公共场所的母婴辅助设施过少，难找到母婴室，导致母亲在公共场所很难方便地照料幼儿。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却足以让很多育龄妇女发现，社会环境不太支持生育，不论是设施还是服务。
“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社会需要转变延续30多年一对夫妇最好只有一个孩子的思维定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定位、调整和完善相应的公共政策，形成尊重生育、对育儿友好、支持妇女平衡生育和事业的社会氛围。”郑真真说，例如按照当前规定，妇女在生第二个孩子时只能享受3个月带薪产假，而绝大多数工作场所没有哺乳室，这与提倡母乳喂养是矛盾的，既不利于婴儿的健康成长，也不利于高龄产妇的身体恢复。此外，关于父亲休育儿假的政策也需要加强，以利于夫妻共同分担育儿责任。
她建议，应当对现行相关政策做出调整或完善，如对有关产假的规定进行调整，增加休假的灵活性和可选择性，增加对父亲休育儿假的明确规定，夫妻尤其是妇女可以根据自己和婴儿的情况选择休假，从而增进母婴健康和妇女的发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全面二孩政策需要配套大量的公共政策，包括加强育婴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优质资源供给量，在婴幼儿哺乳和教育方面提供帮助，增加婴幼儿早教机构和相关专业人员，在公共场所为婴儿哺乳建立专门的休息室等。公共政策要体现“全面两孩”的观念转变。
“要想实现政策的预期目标，特别是要让大城市人口生育二孩，必须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来推动，让老百姓想生、敢生也能够生。”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建议，在经济方面，政府可实施所得税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减免二孩家庭部分所得税，缓解经济压力；在照料子女方面，政府有必要在托儿所、公办幼儿园的建设上倾斜政策并加大投入，推动男性参与到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过程中，借鉴其他国家灵活的男性产假制度，以家庭为单位共享产假；在女性就业和发展方面，政府应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前提下，实施各种预防措施，比如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和延长享受时间，鼓励企业建设托儿所和幼儿园，缓解女性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政府可以给予补贴；在教育方面，给予生二孩较多的中西部地区更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