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
本来，方励是没准备下跪的。
手机摄像头刚对准他时，他还点了根烟，要在直播软件里跟大家“摆龙门阵”。然后，四十多分钟的时间都被他用来讲电影《百鸟朝凤》背后的故事，和推广团队的艰辛。
二十多位跟方励一起帮电影做宣传发行的年轻人，在周围静静听着，泪水慢慢从他们眼底开始往上涌。一想到他们整整八个月为这部电影花的心血，老方的情绪突然就上来了。
起身，下跪，一头磕在硬邦邦的地面。抬头眼里还噙着泪。
后来，这位63岁的制片人收到家人发来的一条短信，只有四个字，“又发疯了”。
方励并不是《百鸟朝凤》的主创人员，他只是来“志愿宣传”的。在此之前，他跟吴天明甚至谈不上认识。他景仰这位拍摄过《变脸》，扶持过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人的导演，一直谋划见面，最终因吴天明的意外离世没能见到。
后来是吴天明的女儿吴妍妍邀请方励做一个青年导演计划的终审评委，他才第一次听说《百鸟朝凤》遭遇了宣传发行困境。吴妍妍请他帮忙，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最初预估的宣传费是300万元到500万元，方励一下子就投了100万元。而且最后商定所有利润，都捐给吴天明基金。
他看重吴天明和自己有好多相似的“德行”，倔强，不屑于他人的反对，“我们都挺任性的”。他也看重吴天明拍这部影片的坚持和信念，以及电影故事本身。
“电影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一部作品是要留给后人的。”老方说，“你现在面临的是这部电影明天就死了，能不触动么？”
对电影，方励是怀有激情的。在此之前，这位资深制片人的影业公司，投资制作了《观音山》(影评)《二次曝光》《后会无期》《万物生长》等电影，票房最好的是《后会无期》，超过6亿元。
但是如果从开始拍电影算起，最初的十年，他总共赔了4000多万元。
“全是用我自己的私房钱赔的。赔了就赔了，因为你每年去买几十万元的高尔夫会员不也花掉吗？但是你换回来的快乐是完全无法衡量的。”在一次演讲中，方励说。
第一次拍电影，完全是出于“好玩”。2000年，导演王超来找他，以朋友的身份请方励帮忙投资。他连合同都没签，就投入36万元。全是现金，王超分两次拿着大包“提溜着就走了”。直到影片《安阳婴儿》拍完，方励才晓得，拍电影这事儿“还需要许可”。
这部电影，方励前前后后一共投进去120万元，只收回来三分之二。但他因为这个电影，去戛纳国际电影节转了一圈。那种气氛他到现在也忘不了。
“当你付出了人力物力的心血，拍了一部作品出来，发现观众喜欢，掌声和眼泪是最大的回报。”从此，他正式上了电影这条船。而且他选择的，是到现在也没有多少受众的文艺片。
“文艺片和小众电影很艰难，国内到现在都没有小众院线，何况是十五年前。”有几部电影，他张罗着拍出来却卖不出去，电影频道都不肯要，嫌题材“太灰暗”。电影《苹果》，连主演佟大为都觉得“压抑”。
但方励就要拍这些“解读人性和灵魂”的电影。他和导演李玉一起，构思电影《二次曝光》的剧本，反复论证主角在童年创伤和生活跌宕的双重压抑之下产生幻觉的合理性，人物情绪“从纠结到释放”，在方励的构思中层层递进。
为了替《苹果》争取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机会，方励“一边给导演做思想工作，一边去总局的办公室门口堵局长”。这部片子，让他一度“嚎啕大哭”，“一天吃不下饭”。
“我肯定算是个老文青，”方励一把按灭了快要烧到手指的烟头，“没变过，我超级任性的。”
他小时候被父亲呼为“小捣蛋”，曾把手指头伸进自行车轱辘里，把电线捅进插座的眼儿里，“嘭”一声烧了全院的保险丝。
1982年，他从华东地质学院（现东华理工大学）应用地球物理专业毕业后，去北京核工业部第三研究所。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他只捧了两年，就跳槽去了一家外企。不到两年，他又一猛子扎到美国，拿了维克弗斯特大学的MBA学位，随后在美国一家集团公司工作，拿到了美国绿卡。
当亲朋好友都以为，他要在美国扎根时，他突然揣着攒下的5万美元，建立了劳雷工业公司，作为外资企业回了中国。
“安稳的，能看到终点的生活，没有意思。”他曾说，“人生假如是一个苦海，我就是一个小舢板，但别忘了，老子自己是船长。”
如今的方励除了是个制片人，还是个成功的企业家，是美国劳雷工业公司、北京劳雷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总裁。他的科技公司，致力于地球物理及海洋调查仪器的应用研究，主持研发出世界第一套大跨距井间电磁成像系统。
但是，这位同时担任几个公司总裁的人却没有助手，因为同事都觉得，跟不上他的快节奏。
他独自拥有300多平方米的公寓，却窝在其中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位置最偏的小房间里。摆着实木家具的客厅和主卧室，他很少踏足，只在自己的小“单身宿舍”里活动，用着简陋的板材家具。因为只有这里，才能从电脑桌前一翻身就躺到床上，在床上一伸手，就够到墙边摞得老高的书。
他生怕走路、吃饭、睡觉这样的“闲事”耽误了时间，走路大步流星，吃饭不爱细嚼慢咽，每天也只睡四个多小时，早上六点多睡下，十一点多起床。
2002年5月7日，北方航空的一架客机在大连港外侧坠毁。方励几天后才从报纸上得知，黑匣子还没找到。他那时正去朋友家“炸金花”，抄起电话就给天津海事局的海事大队大队长打电话，问打捞的时候有没有用过声纳信标定位仪。
答案是没有。方励马上说“我愿意做义工，自带干粮，自带仪器，钱不要，名也不要，我就来，你让我来干。”
实际上，他那时也没有这台仪器。得到允许后，方励一边给美国的制造厂商打电话，要求“不管造一台、租一台、买一台、借一台，反正我马上需要一台仪器”，一边满世界找会使用这仪器的人。
42小时，所有仪器和相关人员到达现场。他带着人在海上干了三天三夜，最后找到了黑匣子。
“后来我跟所有人讲，我这不是爱国，什么情操，都没关系，我就是一玩球的，你让我踢球我就过瘾。”方励说。他曾计划出一本自传，题目就叫《感谢你给我机会上场》。
他这次答应为《百鸟朝凤》宣传，其实也没有考虑太多。方励答应吴妍妍之前，剧组曾经找过十几家发行公司希望能够公映，却都没有结果。方励约了宣传发行的朋友一起去看样片，观影后聊到营销点，大家也都很茫然。
只有方励背过身去好久不愿意跟人照面，“一说话就得哭”。
谁都没想到，方励下跪后，这部“连一个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都没有”的《百鸟朝凤》，从不足千分之四的排片率，一度涨到百分之十一，上座率也很好。截至5月24日，票房已超过6500万元。
“最后发展成这样，我肯定没想到啊，要是想得到，我周一就跪了！还等到最后关头要完蛋的时候吗？”方励说着笑出了声。
作为推广志愿团的队长，方励承认，假如这部讲述一个唢呐匠故事的农村题材电影由他来制片，“一开始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拍”。他会搭配商业阵容，影片中几个年轻人的角色和一些配角，会用一线二线的明星，方便“炒话题”。
《百鸟朝凤》5月6日上映时，跟商业大片撞期，到5月12日晚上，票房也只有300万元。从之前的那个周一开始，他就给发行团队打气，“还得加力”，但排片份额还是一直下降。
方励以前推广宣传电影的时候，“跑路演”去过很多城市，有不少影城经理认识他。公司的人提议，“老方你跟他们喊话”。
“我知道各位（影城经理）有房租、水电费、业绩指标，但是这部电影，仍然有观众想看却没看到。一年五十多个周末，能不能就有一个周末，大家也任性一回呗？” 他当时的诉求，只是最后的1%排片率能保住。
方励一直看不惯那些为了“赚快钱攒出来”的电影，觉得它们从片名到剧情都“惨不忍睹”。眼下的中国电影市场，充斥着热门扎堆的网络IP，连综艺节目都能当电影来卖，成了方励口中“恶性循环的泡沫”。 “观众也不可能永远那么好骗”，他觉得电影业很快就会经历一场“破而后立的重建”。
被这样的泡沫包围，他想为国内整个电影产业“做一些事”。劳雷影业的缩比场景模型技术公司“正在装修”，老方打算，打造一个包括声光音效、动态捕捉技术等全产业链的电影技术团队，为中国电影增加一点“硬实力”。
他甚至想自己在北京开一家小众艺术电影院线，但进口电影引进指标在那里卡着，没有片源，小众影院也开不起来。
最终，这次“任性的下跪”，成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现象级事件”。最近一次参加影迷见面会时，中国电影博物馆藏品部主任张树新，专门来向老方讨要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百鸟朝凤》志愿者的T恤。
在地下车库，方励二话不说就脱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