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老师和校友来说，“震惊”不足以形容数日前的那个傍晚。
11月24日17点50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教育部的通报：中国传媒大学的3名校领导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党委书记陈文申被通报批评，校长苏志武、副校长吕志胜被免职，另有5名学校干部因提供“虚假材料”被处理。
这条新闻迅速从各大新闻客户端弹出，无数媒体人推送了母校领导的处理决定，校友群炸开了锅。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也陆续接到电话和微信：“你们学校出大事了。”
而他们自己却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学校能出什么大事?”这个建校61年，以自由、宽松著称的艺术类大学，成为中央第八巡视组10月31日进驻教育部以来，第一所被通报的高校。
超标的0.8平方米
2号楼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办公楼，棕红色的墙体上嵌着校歌的词谱。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位于这栋楼的9至11层。《中国新闻周刊》在现场看到，楼门前堆着十几块三合板，两个工人正往电梯里搬着钢条。他们要为6层的学院办公室做隔断。
在11月24日纪检部门的通报中，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副校长吕志胜的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这让“大屋换小屋”变得更为急迫。如今，中国传媒大学不少院系、行政单位的办公室都在打隔断。
“副校长有的超0.2平方米，有的超了0.6平方米。”一位接近校领导的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仅中纪委网站公布的高校腐败案就有50多起，至少已有36名高校官员落马。虽然高校领导因办公室超标被处理的案例并不少见，但鲜有因此而被免职的。
从中纪委网站公布这个通报开始，校长苏志武办公室的那扇暗红色房门就一直紧闭着。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苏志武雷厉风行，一向秒回短信、速接电话。但《中国新闻周刊》多次致电，他的手机均处于关机状态。如今，这间办公室的房门背后已经过改造。按规定，校领导的办公用房应在30.2平方米以内，在改造之前，它的面积超标约0.8平方米。
而就在苏志武办公室的楼上，另一间办公室则充满紧张的气氛，工作人员来去匆匆。房间的格局一目了然：一进门是一张很大的L型暗红色方桌，它几乎占据了办公室长度的一半。桌子背后的一整面墙摆放着一个枣红色的书柜，里面塞满了书。两三盆绿色盆景放在窗前，屋里甚至没有开暖气，党委书记陈文申就坐在桌子后面，被整间屋子的寒意包裹着。对记者的不请自来，他有些抗拒。
11月24日，陈文申因在“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一直违规超标使用公务车辆，违规占用下属单位车辆”被通报批评。此时，陈文申已经自己开车上班将近一个月。
但在2015年4月，中国传媒大学却在向教育部汇报巡视整改情况时称，违规使用公车和超标使用办公用房问题均已整改完毕。学校所有公务用车已全部收归后勤处交通运输中心管理和统一调配使用，取消了学校领导的固定用车，校领导公务用车在全校范围内统一调配使用。
事实上，11月初，在纪检部门结束第二次巡视后，校领导们才开始自己开车上班。那时，北京下了2015年的第一场大雪，日后被免职的副校长吕志胜当时开车还追了尾。
本次通报除了处理了上述3名校领导外，中国传媒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姜纳新、财务处处长刘湧、后勤处处长周哲、党委校长办公室行政科科长铁俊及秘书科副科长陈莹峰等5名干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他们被处理的原因则是：“在接受组织检查询问时，提供虚假情况和材料，应付巡视检查和组织调查问题。”
“因为害怕处分，他们起先并不愿意提交(那些材料)，但后面还是交出来了，这就存在前后不一的情况，现在看来(之前的材料)就是不真实的。”陈文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他们的心情也比较复杂。”
24日，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撤销姜纳新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职务，并由正处级降为副处级。周哲、陈莹峰则被免去了后勤处处长、秘书科副科长职务。刘湧、铁俊也被调离了原岗。
在这个敏感时期，这几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始终保持着缄默。
“我觉得很惭愧”
通告公布之后，不少媒体用“窝案”“一锅端”“地震”形容这次事件。
不少人认为，处罚“有些过了”。而对3位校领导个人的口碑，甚至有一边倒式的好评。
2012年8月，调任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以前，陈文申几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他担任过北大人事处长、校长助理、常务副校长，分管人事、财务、行政、后勤、产业等。担任常务副校长期间，他和另一位校领导被称为校长手下的“两大干将”。
一位在北大与他共事二十多年的教授用“率真”评价陈文申，他曾因“太过公正”“不会绕弯子”而得罪人，不得不离开北大。“他最多是失察。我相信他的底线，自己应该是很到位的，但是你不能只自己到位。”这位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陈文申对自己的要求不能说不严格。几乎每天中午，陈文申都会出现在办公室附近的一食堂。“我遇见他很多次，从没见他上过二楼吃饭。”一位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食堂的二层是小炒，一层则是大锅饭，一楼最贵的菜是7.5元。
“我没在校外请过一顿饭，我自己也没有拿过一份礼品。但这不等于说我没错误。”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的一把手，陈文申向《中国新闻周刊》多次坦承，他在监管方面的确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2015年7月，陈文申还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八项规定的落实，认真查摆在纪律建设、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存在的不严不实的问题，严格按照教育部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
然而，在传媒大学，八项规定在执行和监督上似乎变成了容易忽视的问题。校领导的公务用车有“两个18”的标准，一个是汽车排量在1.8t以下，一个是总价不能超过18万元。“我也是才弄明白这个标准，”陈文申坦言，“我觉得很惭愧，很惭愧。”他重复了一遍，而这句话似乎已经成为他的口头禅，在整个交谈中，他多次重复这句话。
中国传媒大学的公务用车均购置于八项规定出台前。此前，几位校领导配备的公车是黑色奥迪，也就是说，所有的车都是超标的。这个被忽视的细节也成了后来校领导被处理的关键。
在中纪委发布的多起高校领导违纪通报中，“超标使用办公用车”“节日期间公车私用”等是最常见的违纪行为。
2015年2月5日，教育部纪检组通报称，华中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副院长兼基地建设与成果管理处处长、学校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万青云存在公车私用问题，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华中科技大学纪委给予万青云党内警告处分。教育部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引以为戒。
显然，年初教育部的这次通报对于中国传媒大学来说并未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而如今，被通报之后，中国传媒大学的公务用车只剩下两辆使用了15年、几乎拉不开车门的桑塔纳。
“要做成事不得不有点犯规”
2012年6月12日，中国传媒大学也曾接受过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检查组的检查，检查组对传媒大学的预算、资产、财务三项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曾经在财政部工作15年的副校长吕志胜，面对昔日的同事说：“这是对我校预算资产财务管理水平的一次检阅。”
但在3年后，教育部巡视组却发现，吕志胜作为分管学校财务的副校长，并没有正确履行行政监管职责。纪检部门的通报中称，他对学校财务管理混乱、“三公经费”列支不真实、严重超预算和有关部门向组织报告不实等，负直接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
在纪检部门的通报中，财务混乱的表述并不少见。2015年7月，中央巡视组对巡视复旦大学进行通报时，首先点名的问题就是“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
一位在学校任教超过20年的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他就曾给苏志武发去短信，反映财务混乱的问题。有的老师在多个的学院授课，不同学院分别向财务处申报老师的工资，但工资没有细目，“最不清楚的是老师。这算不算财务混乱?”
当时苏志武迅速回复了短信，“会认真做”，之后就没了下文。
一位学院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传媒大学的财务一直“严格得要命”，劳务费很难报销，一些老师做完项目后甚至很难拿到津贴，更不必说交通费。而这些费用却在北大、清华都可以报销，“他们的老师甚至会问我们，为什么我们(清华、北大)能报、你们不能?”
“光靠教育部给的钱，很多时候做不成事儿，要做成事儿不得不有点犯规。(一些项目)不请客，上级单位就是不批。”前述学院领导说。
2000年，中国传媒大学成为第五批教育部直属高校;2001年，正式列为“211”学校。在75所直属高校中，32所部署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干部，包括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而中国传媒大学则是局级单位，教育部可以直接决定其校领导的任免。
“楼新得像暴发户”
2015年11月，并不是纪检部门对中国传媒大学的第一次巡视。早在2014年10月15日，教育部巡视组就曾进驻过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了为期6周的巡视工作。当时的巡视组组长是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朱玉泉。
2015年1月5日，巡视组向中国传媒大学反馈问题时，朱玉泉曾特别针对八项规定指出，现任校级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退出领导岗位的校领导仍然超标配备办公用房;住在校外的现职和近年退出领导岗位的校领导均配备固定公务车辆和固定司机。
陈文申和苏志武都出席了这次的反馈会，并当场表态：“立行立改，抓好整改。”
然而，这一次巡视还发现了一起陈年旧案。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时任图书馆长将3万元公款存入母亲名下。但事发后，学校并没能及时发现管理和制度上的漏洞。在该图书馆长被判刑后，学校又发生了一起被内部人士称为“后勤案件”的事件，但这起案件甚至没有按规定上报驻教育部的纪检组。中国传媒大学在南京开设的南广学院也曾因财务问题被调查，分管财务的时任副校长也因“行为不妥”而被免职。
这次，巡视组收到最强烈的意见是学校的基础建设。自从2006年5月苏志武担任校长以来，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将这所学校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教学楼、操场、游泳馆、图书馆、国际交流中心等多个工程几乎同时进行。
2002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传媒大学“大兴土木”的节点。此前是人才和学科的深度发展，而在这之后则是硬件设施的高速建设。为了配合2004年的50周年校庆，学校早在2002年便开始兴建一批新校舍。但当时的建设工程远没有后来的浩大。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高校就因大兴土木而频发贪腐案件，直到2013年，高校的贪腐案件中有80%都与此相关。
朱玉泉也指出，中国传媒大学的基建项目“周期长”。苏志武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15年9月，他说：“如果还不能完工，我们就不开学了。”这是他在操场上对工地负责人说的一句重话。但显然这句话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学校的操场已经修了3年，至今没有完工，已经有3届学生，没有参加过开学典礼。
在校内人士看来，项目的缓慢运作是因为策划时缺乏前瞻性、预见性。一些项目的预算论证也不够充分、细密。功能定位甚至并不明确，经常导致设计变更、功能变更，边建边改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基建工程进度。学校建设资金需求与有限财力矛盾突出。中国传媒大学里的某个博物馆，因为缺乏资金，一建就是10年。“我们这么多工地谁给钱啊?都是靠筹措的，” 一位接近校领导的内部人士说，“很焦虑的。”
于是，“转工地”成了苏志武的习惯。他曾是插队知青，做过车间工人，身上有一种无法消散的农民气质。“很土”，不少老师这样形容他。除了出席正式活动，他总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去学校各个工地转悠。有一次，他甚至穿着雨鞋，戴着黄色的安全帽，拿着铁锹和工人们一起在修建的操场上铲土。
“我批评过他，”上述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校领导不应该这样。”另一位老师则更加尖锐地批评道：“这些亲力亲为的事情应该由校领导做吗?他的工作重点不应该是教学吗?”
“现在的楼新得像暴发户，基础设施越来越高大上，学术的东西却越来越沉沦。”一位任教二十多年的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执着于硬件设施建设，是因为那些都是显性工程。现在学校的硬件发展远远超过了学术的发展。我们的学术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传媒行业的发展。”
不止一位老师流露出对上世纪80、90年代教学环境的留恋。那时中国的电视行业刚刚壮大，中国传媒大学师生刚好参与其中，相关学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发展”。虽然那时的校园里，最高的建筑只是一栋9层的主楼，土路两边还趴着一堆低矮的灌木丛。
一些师生显然不能完全接受校园环境的改变。原有的草坪被挖开，建起了小桥流水;柏油路被撬开，铺上了石板，道路无比宽敞，但行人道消失了。“这些真的有必要吗?”不止一个人这样问。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偶然出现
一个英明的校长吗?”
纪检部门在反馈中提到，中国传媒大学在用人和干部选拔上听取民意不够，公信度不够高，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在执行纪律时也存在“好人主义”。一位与苏志武相熟的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人为了评职称，“把菜刀拍在了苏志武的办公桌上”，马上心愿得偿。
苏志武自1993年进入校领导班子，“和校领导关系密切的学院领导，有机会让学院得到优先发展。”一位老师说，“苏志武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会改变吗?”
曾有一位老师希望竞选学院领导。他有一次偶遇苏志武后，便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雄心壮志。苏志武低着头，对他说：“当领导是要牺牲自己的，是要为大家服务的。”这个老师并不认同，开始大声地反驳他。苏志武沉默了很久，突然说了一句：“当领导，就是当孙子。”“他声音很小，稍不留意就会错过。”这位老师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院系合并是近年来最令高校头疼的事。早在2002年，煤炭干部管理学院在教育部主张的高校合并浪潮中并入中国传媒大学，这让传媒大学的校园面积增加至49.96万平方米，扩大了一倍。
也是从这两所学校的院系合并开始，老师们对学校的学科设计、学院安排产生了诸多不满。“有人论证过应该怎么合并吗?”一位老师甚至曾在合并后的学院大会上公开指责：“你们研究的煤和我们研究的媒不一样。”
此后，一些学院又因为院系领导的“权力斗争”陆续拆分成若干个学院。“行政高于教学，有些学院的拆分是极不合理的，但是没有人解释。”虽然并校浪潮中更多的大学是向综合性大学发展，但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科发展并不平衡。在一些弱势学院里，有的老师甚至至今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在行政权力主导下，很难完全按照专业、教学的发展科学地管理;这是所有高校都会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对行政权力也缺乏有效的监督。中传所存在的问题，其实也是诸多高校所面临的问题。
他一连串地反问，“新的校领导班子就一定不会再出问题吗?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某一个偶然出现的英明校长吗？★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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